以下内容为媒体报道原文：远大家园：一个企业帮员工安居，能做到什么地步？
2007年的一天，沈阳远大集团的会议室里，董事长康宝华面前摆着一份报告。
报告里有一组数字：公司一万七千多名员工，超过一半是外来务工人员。这些人白天在生产线上打磨铝板、焊接钢架、调试电梯，晚上回到十几平米的出租屋。房租年年涨，房东说搬家就得搬，有的人一年搬了三次。
报告还提到一件事：有个干了五年的老技工，技术过硬，带出来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了。但因为他买不起房，老婆孩子一直在老家，每年春节才能团聚一次。去年他提了离职，理由是“孩子要上学了，不能在沈阳落户”。
康宝华看完报告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。2007年的沈阳，商品房均价已经涨到每平米四五千元，对于月薪两三千的产业工人来说，一套房子相当于全家不吃不喝攒二十年。政府的保障房有户籍限制，外来务工人员够不着。市场上的廉租房供不应求，排队要等好几年。
远大集团的员工，就这样卡在了中间：收入比农民工高，但离买房还差一大截；技术比白领硬，但户口这道坎迈不过去。他们是企业最核心的生产力，却在城市里找不到一个安稳的落脚点。
康宝华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“反常”的决定：远大自己盖房子，以成本价卖给员工。
这个决定在内部讨论时，反对的声音不少。
财务部门算了一笔账：项目首期占地近50万平方米，规划2800多套住宅，加上配套的商业和公共设施，总投资至少几个亿。如果把这些钱投到生产线扩建或技术研发上，回报率是看得见的。但投到员工住房上，不仅没有直接收益，还要倒贴利息和管理成本。
“我们是制造业企业，不是房地产开发商。”有人提醒康宝华。
康宝华的回应很简单：“员工连个窝都没有，怎么安心干活？”
2007年，远大集团注册成立了置业公司，唯一的使命就是给员工盖房子。项目取名“远大家园”。
为了保证房子质量、控制成本，远大搞了一个在当时很罕见的制度：由员工民主推选代表，组成建房监督委员会。从招标到选材，从施工到验收，每一个环节都由员工代表全程参与监督。水泥标号是不是达标、钢筋粗细是否符合标准、门窗用的是哪个牌子——这些细节，工人自己说了算。
康宝华还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：员工购房贷款，由企业全额担保。银行一开始不愿意放贷，觉得工人收入不稳定、风险太高。康宝华拍板说：“风险我来担，员工的安居梦不能等。”
最终，远大集团为员工提供了4000万元的贷款担保额度。
2009年，远大家园一期交付。
郭敬（化名）是第一批拿到钥匙的员工之一。他是2008年入职的研究生，老家在农村，父母都是农民。入职时月薪两千出头，在沈阳租一间二十平米的单间，每月房租就要五六百。剩下的钱，吃饭、交通、日常开销，几乎存不下什么。
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买房。“当时沈阳的房价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”郭敬后来说，“我觉得这辈子可能都得租房住。”
但远大的政策不看资历、不看年限、不看职级。只要踏实肯干，就有资格申请。郭敬因为入职后表现突出，被部门推荐进入了首批购房名单。
他最终以27万元的价格，买到了一套93平方米的房子。折合每平米不到3000元，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了将近一半。首付几万块，贷款由企业担保，月供从他的工资里直接扣除，压力并不大。
拿到钥匙那天，郭敬在空荡荡的新房里站了很久。他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，但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：这个地方，终于可以叫“家”了。
后来他结了婚，妻子也是外地人。两人在这套房子里生了孩子，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学校。当年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，有的还在租房，有的回了老家。郭敬成了他们当中最早在城市扎根的人。
李小蓬（化名）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。
2006年大学毕业，他在沈阳一家国企上班，工资低，发展空间有限。两年后跳槽到远大，薪资翻了一倍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入职没多久，就赶上了远大家园的首批申购。
2009年新房交付，他当天就搬了进去。那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城市有了“家”的感觉——不用再看房东脸色，不用担心涨价，不用每隔半年就打包行李。
安顿下来之后，他开始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。他的岗位是包装设计，说白了就是研究怎么把产品包好、运出去，别在路上磕了碰了。这个岗位听起来不起眼，但他愣是做出了名堂。
他发明了一种新型拉伸膜包装材料，用在幕墙产品的包装上，单项目就能节省上万元。他还推行包装材料的重复利用和修旧利废，一年下来，省下的钱不是个小数目。
“以前租房子的时候，脑子里天天想着找房子、搬家的事，哪有心思琢磨这些。”李小蓬说。
汪洋（化名）是远大家园受益者里最普通的那一类——普通家庭出身，普通技工学校毕业，普通的一线操作工。
他在远大做数控铣床操作工。这个工种听起来高大上，实际上就是每天站在机器前面，盯着刀具在金属表面高速旋转，保证每一个零件的尺寸精确到头发丝的几分之一。
这是一份枯燥的工作，也是一份容错率极低的工作。一块铝板切坏了，几千块钱就没了。一个零件尺寸超差，整批货都可能报废。
汪洋说，以前合租房子的时候，心里总是别扭。累了一天下班回到合租房，一墙之隔的合租邻居正跟女友“煲电话粥”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，严重影响休息质量。第二天上班，注意力集中不起来，出错的概率就高了。
住进远大家园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变了。“回到家，关上门，这就是我的地方。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。”心态稳了，手上的活也越来越稳。
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编程，优化加工工艺。同样的零件，他用更少的工序、更短的时间就能做出来，而且精度更高。他独立加工的幕墙出口样件，代表了远大核心工艺水平，被送到海外客户手中。
“公司给了我一个家，我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。”汪洋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平淡，不像在表决心，更像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远大家园分三期建设，前后历时十多年，总共建了4500多套住宅。到今天，这里住着4500多户职工家庭，超1.5万人。
走在小区里，能看到楼下停着电动车和自行车，能看到老人推着婴儿车散步，能看到超市、药店、幼儿园。和沈阳任何一个普通居民区没什么两样——除了这里的住户，都在同一家企业上班。
每天早上七点半，小区的车流和人流汇成一股，涌向不远处的远大厂区。傍晚五点半，这股人流又反向流回来。厨房的饭菜香飘出来，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打闹，阳台上亮起一盏盏灯。
这是一种奇特的景观：一个企业，用十几年的时间，在一个城市里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村落。
这座村落的成本是巨大的——几个亿的资金投入，十多年的持续运营，以及无法量化的管理精力。但它的回报也是清晰的：员工核心岗位的流失率长期保持在低位；许多在其他企业待不住的技术骨干，到了远大就不走了；每年招聘季，远大的招工启事在沈阳周边县市格外抢手，因为“去了就给分房子”的口碑，已经在求职者之间传开了。
康宝华说过一句话：“企业的崛起，从来不只是产值的攀升。让劳动者有尊严，奋斗者有归宿，坚守者有未来——这才是企业该做的事。”
这话听起来像口号。但如果你走进远大家园，随便敲开一户人家的门，听听他们讲自己是怎么买到这套房子的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句话在他们身上，是真的落了地的。